——从一枚流转数代王宫的巨大桃核看核与雕的结缘到五代十国时期，在我国传统桃文化的影响下，桃核逐渐与雕刻结缘。桃，是我国原产水果之一，后被引种到世界各地。在中国古代神话故事中认为桃树是夸父手杖所化，《山海经》记载:“夸父追日，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邓林”即桃林，桃树因此具有了神奇的力量。又有传说，桃树还能镇鬼避邪。东汉末年应劭在《风俗通义》中引《黄帝书》的记载:“上古之时，有茶与郁垒昆弟二人，性能执鬼，度朔山上，章桃树下，简阅百鬼。无道理妄为人祸害，茶与郁垒缚以苇索，执以食虎。于是县官常以腊除夕饰桃人,垂苇索，画虎于门，皆追效于前事，冀以卫凶。”《风俗通义》是汉代的民俗专著，证明早在此时，人们就已经以桃木雕刻的小人来避邪了，这种桃木雕刻的小人被称为桃梗。

除了避邪的功能，桃还被赋予了很多美好的寓意。如爱情，《诗经·桃天)中就有“桃之天天，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等美好诗句，赞美宜室宜家美若桃花的新嫁娘，“桃花运”更成为中国人向往爱情的通俗表达。如长寿，《汉武内传》中记载，西王母曾以仙桃招待汉武帝，“桃味甘美，口有味”，汉武帝想把吃完的桃核带回去种植，西王母笑着说:“此桃三千年生食中夏地薄，种之不生。”三千年一生的仙桃，从此有了长生不老的功效，并成为长寿的代言，直到今天，为长者庆寿时，人们仍然会以赠送各种寿桃来表达健康长寿的祝福。如多子，桃树多子，作为多子多福的代表顺理成章，《齐民要术·种桃篇》中说:“东方神桃九根，宜子孙，除祸。”一枚鲜桃，承载了如此之多的美好祝福。

作为桃树全部精华所在的桃核，自然也成为祈福纳祥的首选。而桃核本身又拥有变化多端、从不重复的美丽纹路，这些纹路与中国传统吉祥图案中的祥云纹非常相似，成为天生吉祥之物。而民间又多将“核”读作“胡”，与“福”谐音。所以，即使未加雕琢的桃核，也在很早的时候就被当作装饰品佩戴于身了。到五代十国时期，有了宫廷收藏桃核并对桃核进行简单雕刻的记载，但这时的桃核都是因为形体硕大而被视为世间珍稀。

据张唐英《后蜀纪事》记载:“孟昶时，中书舍人刘光祚献蟠桃核酒杯，云得于华山陈抟，赐帛五十疋。”孟昶即五代十国时期的蜀后主，陈抟是神话传说中隐居在华山的长寿老人，民间称“陈抟老祖”，历史上确有其人，出生于唐末，寿高 119岁，历经了五代十国及宋，是著名的道家学、养生家。《四川通志》中还记载，“蜀后主有桃核二扇，每扇盛水五升，良久成酒，能醉人。更互贮水以供其晏。”这两扇桃核更加神奇，一是体形巨大，每一扇可以盛水五升，二是时间长了还可以把水变成酒，这两扇桃核轮流造酒，就可以供给皇官里的宴饮了。孟昶与中国桃文化有着极深的渊源，我国最早的桃符(春联)也是由他所留，《蜀梼杌》中记载:“蜀未归宋前一年岁除日，昶令学士辛寅逊题桃符版于寝门，以其词非工，自命笔云:'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孟昶在道教中被尊为赐子神张仙。

明初著名政治家、文学家宋濂在《奉制撰蟠桃核赋》中记述了一枚他亲眼所见的巨大桃核，并雕有文字，绘有图案。明洪武八年(公元 1375 年)五月,明太祖朱元璋在端门召见翰林院词臣，拿出了半只巨大的桃核给他们看，当时在场的宋濂记道:“盖元内库所藏物也。其长五寸，广四寸七分，前刻'西王母赐汉武桃’及'宣和殿’十字，涂以金，中绘龟鹤云气之象，后镌'庚子年甲申月丁酉日记’，其字如前之数，亦以金饰之。”桃核上所刻文字很明显是假托西王母向汉武帝赠送仙桃的典故，宋濂对此也不相信，他说，张华曾在《博物志》第八卷史补类中记载，西王母所赠之桃“大如弹丸”，而这个桃核就比弹丸大了十倍，它的果实一定是巨大如斗的。宋濂说，桃核上所刻的庚子年应是宣和二年(公元 1120 年)。宣和是宋徽宗的第六个年号，而桃核上所题之字，很明显是宋徽宗清秀独特的瘦金体。加之长期跟随在宋徽宗身边的蔡京也曾有文字记载，“尚方有王母蟠桃核，颇巨”，宋濂就更加确信这是北宋时徽宗把玩雕刻的一枚巨大桃核，并奉命写下了一篇《奉制撰蟠桃核赋》。我们也由此可知，这枚巨大的桃核，是由宋徽宗题字，并以金色镌刻于上，又流传于宋、元、明三代皇宫，被历代皇帝视为珍宝。

明代学者焦竑在《焦氏笔乘·续集》中也有类似的记载:“宋王黼盛时，广求四方瑰奇之物，有以桃核半枚献者，中容米三四斗，其间题咏之字满矣。他还强调说:“今御府核亦多古人题字。”可见宋元时期，桃核上题字刻字已经很普遍了。就这样，在桃文化的影响下，桃核与雕刻最终走到了一起，核雕艺术因此萌芽。

                                                                                                                                                                                        ——内容摘要于《永清核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