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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方克立:永遠的德業之師

    來源:中國教育報 時間:2021-09-15  閱讀: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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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開創了中國大陸的現代新儒學研究之先河

      ——他提出了“馬魂、中體、西用”論,對中國文化的發展方向給予思考

      2021年4月10日,在北京天壽陵園,著名哲學家、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方克立先生的骨灰下葬,一個長期思考中國哲學和文化向何處去的大腦與這個世界作了最后的告別。一年之前,身在新加坡的東南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部主任樊浩收到學生徐嘉的微信:方克立老師2020年4月21日22點19分去世。

      方克立既懂馬克思,又懂孔子,是論著如珠璣、執中國哲學科學之牛耳的哲學大師。有人問他,心里最服膺的是什么。方克立說:“馬學為魂、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三流合一、綜合創新,馬克思主義是哲學社會科學之魂。”對他而言,“馬魂”早已貫穿于學術血脈之中,并始終不渝。

      做學問不追求“高髻細腰”

      “平”者,心平而不氣盛;“實”者,實在而不虛妄。唯心平,方能物來順應;唯實在,始能取信于人。“平實”的學風和文風滲入方克立的骨髓,造就了他不張揚而沉潛、不偏激而平正、不狹促而涵容的大家風骨。

      方克立出身于書香門第,其父是組織史學界名家考證出“越王勾踐劍”的著名歷史學家方壯猷。1938年6月28日,方克立誕于湖南省十四都思古堂,這里曾是湘中耆儒趙啟霖的舊居;蛟S是在這種“磁場”的指引下,使他與中國傳統的哲學和文化結緣了。

      盡管方克立家學條件優越,但他的父親卻并不希望子繼父業,而是鼓勵他從事自然科學或工程技術科學。真正讓方克立最后走上哲學研究之路的,是一個非常偶然的契機。

      高中畢業時,方克立本打定心思報考理工科大學,但有一天班主任對他很嚴肅地說:中國人民大學提前招生,你文理科基礎都較好,最適合學哲學,學校已決定推薦你報考。于是他便趕緊復習了幾天歷史、地理就上了考場,結果在統考前收到了中國人民大學的錄取通知書,方克立便在此機緣之下開始了哲學生涯。

      在方克立之后的為文治學中,相較于那種天才的火花閃現,他更看重“平實”兩字。方克立說:“我從一些前輩的學風和文風中常能感受到‘平實’二字,平實不是平庸,從平實中能看到他們高尚的人格和深邃的思想。這可能是一條切近而致遠的成才道路。”

      “平”者,心平而不氣盛;“實”者,實在而不虛妄。唯心平,方能物來順應;唯實在,始能取信于人。

      他曾不止一次地用著名史學家韓儒林先生講的“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寫半句空”教育學生,這對學生的“才握筆管,便講詞章”膚泛文風來說,是可以“藥之”的。“平實”的學風和文風滲入方克立的骨髓,造就了他不張揚而沉潛、不偏激而平正、不狹促而涵容的大家風骨。

      在中國哲學史界,有幾個頗具特色的學派,比如上海的“馮契學派”,武漢的“珞珈學派”,北京的“人大學派”,等等。其中,方克立屬于“人大學派”,因為該派的開創者是方克立的恩師石峻先生。

      方克立自居為“石門弟子”,與石峻先生的來往信件中的抬頭也以“石公吾師”稱呼。但嚴格說起來,大學時方克立并未聽到石峻講授的中國哲學史課,這也成了他的一大憾事。

      但他學生時代的遺憾參加工作不久就得以彌補。畢業后,方克立留在中哲史教研室給石峻先生做助教,這使他有機會系統地聽石先生講中國哲學史。方克立曾回憶說:“石先生學識淵博,思想深邃,一部中國哲學史都在他的心中,講授起來揮灑自如,要簡能簡,要繁能繁。”

      兩人開始結緣,得從一盤苦瓜肉圓說起。文革期間,方克立被安排去調查了解石峻先生的政治歷史情況,方法是直接交談。方克立對老一輩知識分子豐富的人生閱歷和追求真理、追求進步的執著精神深深服膺。之后,兩人的往來變得更加密切,除了經常一起散步討論學術問題,石峻先生還經常為方克立下廚做一道家鄉的苦瓜肉圓。方克立一直記得做法:“把苦瓜洗凈切成寸段,挖掉中間的瓜瓤,塞進調味好的肉末,放在蒸鍋里蒸熟,吃起來清香可口。湖南人愛吃苦瓜,這是家鄉的一個傳統菜。”

      方克立和石峻都是湖南人,在這樣清苦的歲月,家鄉的味道給了他們最大的慰藉。

      章太炎在《復仇是非論》中曾寫道:“趨勢之疾淪為骨髓,相率崇效,與高髻細腰之見相去有幾?”如時尚界一窩蜂地追求高髻細腰一般,學術界亦有趨勢之病,這是方克立最為厭惡的。

      他不肯曲學阿世的治學態度正是深受另一位導師任繼愈的影響。大學后期,方克立的興趣點轉向了中國哲學,曾就《周易》經傳關系撰文批評過馮友蘭和任繼愈的一些觀點。在當時看來,一個未出校門的晚輩后生公然批評學術耆儒顯得“不知天高地厚”。然而,這位“望之也嚴,即之也溫”任繼愈先生卻并不惱怒,反而對這樣一篇“不知天高地厚”的文章大加贊賞,并對方克立大加提攜。

      1978年12月在南京召開的中國無神論學術討論會上,任繼愈提出了“儒教是宗教”的著名論斷,一石激起千層浪,論斷一拋出立刻引來批評無數,并在學術界引發了長久的爭鳴。面對種種質疑,任繼愈始終堅守著自己的觀點。正是這場論戰讓方克立為任繼愈“舉世譽之而不加勸,舉世非之而不加沮”的特立獨行、堅持真理的精神深深折服,養成了有自己的獨立見解、決不人云亦云的治學態度和作風。

      如果說石峻和任繼愈對方克立更多的是治學和人生態度方面影響的話,那么張岱年對方克立的影響則主要是在學術思想的惺惺相契。

      在學生時代,一本署名“宇同”的《中國哲學大綱》像一枚閃耀的鑰匙打開了方克立的哲學之門,書中對中國哲學問題、概念、范疇梳理清晰,引據翔實。他曾把此書當作工具書來使用。后來他才知道,這是北京大學張岱年教授所寫,只因“右派”問題而不能署真名。

      方克立與張岱年有所接觸已經到了20世紀80年代。當時中國大陸正興起“文化熱”,“儒學復興”“徹底重建”“西體中用”“哲學啟蒙”四派思想激蕩沖撞。此時,張岱年先生明確提出了“文化綜合創新論”,成為馬克思主義文化派的一面旗幟,這也成為方克立在諸多流派中最為心契和服膺的文化觀點。晚年的方克立接著張岱年往下講,將“綜合創新”拓展為“馬學為魂、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三流合一、綜合創新”,拋棄了“中西對立、體用二元”的僵化思維模式。

      1999年5月,在張岱年90大壽之際,方克立曾致信祝賀。張岱年6月1日復信說:“關于文化問題,鄙見與您的見解,完全一致,可謂志同道合,我晚年又得一同調和知音,實屬莫大的榮幸!”

      立乎其大,超乎其上

      方克立一生的學術目標,就是力圖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哲學文化的精華相結合,讓中國哲學在新的時代發揚光大。這是他學術研究的旨趣所在,也是他的全部學術工作的意義與價值所在。

      1962年3月16日,當時還是大學生的方克立用筆名“方蠡”在《光明日報》上發表《研究〈周易〉不能援〈傳〉于〈經〉》一文,批評李景春等學者在《周易》研究中經傳不分,混淆了《易經》和《易傳》思想的不同的時代性。這篇文章引發了一場全國性的學術討論,《哲學研究》還特設“關于研究《周易》的方法論的討論”專欄,進而又擴大為“哲學史方法論的討論”專欄。

      從那時起,方克立便開始追尋哲學研究里的靈魂,學問里的“道”。

      偉大的哲學始于懷疑,終于信仰。方克立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初步體認始于少年時代,印象來源于書架上那些被父親用密密麻麻的記號和批語批注的馬列經典著作,這可以比作他哲學人生中懵懂的“初戀”。青年時代,他對哲學的沉思玄想和人生的咸苦經驗相伴隨,在出入中西各家哲學學說之后,尋找到了屬于自己的“真愛”,那便是將馬克思主義認作解決時代課題的真理,奉為人生信仰的圭臬。

      自“五四”以降,思想界中自由主義西化派、文化保守主義等思潮此消彼長、對立互動。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在港臺和海外新儒家的“反哺”下,中國大陸也出現了形形色色的“新儒家”,紛紛舉起復興儒學的旗幟,有人甚至提出“重建儒教”“儒化中國”的主張。與此同時,很多學者為了標榜自己思想獨立,有意諱言馬克思主義。方克立卻始終堅定地以馬克思主義作為自己學術生命的宗旨和方向。

      他曾在一次國際學術會議上坦然陳辭:“正如有些真誠的儒者是把儒學當作自己的‘生命的學問’一樣,對于我和許多與我同輩的大陸學者來說,馬克思主義也早已成為我們‘生命的學問’,成為我們觀察、處理問題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成為我們人生信仰的歸趨和奉以行止的生活實踐原則。”

      方克立一生的學術目標,是力圖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哲學文化的精華相結合,讓中國哲學在新的時代發揚光大。這是他學術研究的旨趣所在,也是他全部學術工作的意義與價值所在。

      在治學方向的選擇上,方克立繼承了老一輩學者學貴自得、不肯茍同的獨立精神,對自己選定的學術方向矢志不渝,以深厚的學養和敏銳的洞察力推動了整個學科的發展。

      20世紀80年代初,方先生和張岱年、湯一介等學者共同倡導開展中國哲學范疇研究,在國內掀起了一股“范疇熱”。他的《中國哲學史上的知行觀》一書也被稱為第一部中國哲學范疇研究專著。幾年后,方克立又率先提出“要重視對現代新儒家的研究”,與中山大學的李錦全先生一道,主持并領導了中國大陸的現代新儒學思潮研究,引發了長達十余年的“新儒學研究熱”,在海內外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

      關于20世紀中國思想史的宏觀審視,方克立又率先提出了自由主義的西化派、以現代新儒家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義與中國馬克思主義“三大思潮對立互動說”。在這個認識的基礎上,他旗幟鮮明地支持張岱年所倡導的“綜合創新”文化觀,并將其概括為“古為今用,洋為中用,批判創新,綜合繼承”四句話,成為唯物史觀派文化哲學的理論共識。

      如何解決當今中國文化建設中的中國文化、西方文化、馬克思主義三者的關系問題,如何實現“三流合一”“綜合創新”,一直是方克立思考和研究的重心。顯然,體用二元的思維方式不可能解決這個三者關系問題,于是他在新世紀提出的“馬魂、中體、西用”的新范式迅即在學術界引起巨大的反響。這一文化范式突破了中西對立、體用二元的僵化思維模式,以開放的胸襟、平正的心態,確立了“三流合一”“綜合創新”的新思路與新方法。它有利于破除“道不同而不相謀”的門戶之見,有利于“坐集千古之智”“融會百家之長”,在各派思潮的對立互動、優勢互補的基礎上,為中國哲學和文化走向現代化探尋出了一條切實可行之路。

      治學與育人:天平的兩端

      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建院30周年的報告會上,已經卸任研究生院院長的方克立以“我把自己主要定位于一名老師”為題,為青年學子作了主題報告。對于教師這個身份,方克立向來珍視。治學與育人,如方克立人生天平上的兩端,都不曾偏廢。

      方克立曾說:“我一生的主要工作就是當教師。‘聚天下英才而教之’是教師的天職,也是我最大的幸福和快樂。就我個人來說,要給教學工作與學術研究排位的話,還是要把教書育人放在第一位。”

      方克立真正走上講臺,是1978年到1979年間的事。當時,他在南開大學哲學系任教,還只是一名助教。但因為教研室的兩位同事被抽去編寫中國哲學史教材,哲學系的專業課教學任務都落在方克立身上。那一學年,他全身心投入教學,連續授課150學時,給1976級工農兵學員完整講了一遍中國哲學通史。這樣歷時一年之久的“單科獨進”的工作量,在全國各大院校哲學史教學中都是罕見的。

      “文革”后首次開設中國哲學史課,沒有合適的教材,方克立就自編講義,邊寫邊講、邊講邊寫。每個禮拜都要寫出一講來,從先秦一直講到孫中山,教案累積下來就有42個筆記本。時任南開大學哲學系主任的溫公頤先生曾一語論定:“克立同志的教學準備充分,功力深厚,特重哲學范疇的剖析,細膩深刻,理論性強。這是一門非常成功的專業課。”1980年1月7日,《南開大學報》專門刊登了方克立講課的照片,還發表了題為《這樣的教學,我們最歡迎》的文章。

      駒馬如駛,忽焉歲秋。從1973年,方克立調入南開大學哲學系,1994年調離后依然在南開指導博士生直到2011年,他為南開哲學學科整整奉獻了三十八個春秋。在一次訪談中,他回憶道:“我在南開的工作,主要是建設和發展中國哲學學科”。這是南開工作三十八載方克立給自己交上的答卷。

      進入20世紀80年代,學科發展進入了新時期,中國哲學課程開設和研究生培養也逐漸步入正軌。南開大學在1982年建立了中國哲學專業碩士點,1986年建立了中國哲學專業博士點,而在這兩件具有標志性意義的大事上,方克立的努力居功至偉。

      說起南開中國哲學博士點的建立,其申報過程還經歷了一番曲折。按照國家規定,一個專業必須有三位或三位以上教授才能申報博士點。而南開大學哲學系除了方克立外,只有年邁的溫公頤教授符合條件,不得已他又請了歷史系的劉澤華教授、天津市社科院的盧育三研究員(兼職教授),才把隊伍“湊”齊,最終申報成功。

      博士點申報成功后,這個隊伍中的另外三位教授都只能作為“后盾”,招收培養研究生和所有課程開設、論文指導的工作都落在方克立一人身上。多年來他為這個學科的建設發展和人才培養嘔心瀝血,傾注了全力。

      正如費爾巴哈所說:“真正的哲學不是創作書而是創作人。”在培養研究生的過程中,方克立也一直恪守“學行并重、德業雙修”的育人原則。他認為,師者不應僅是傳道授業的教書匠,更應是學生的精神導師。而對哲學專業學生的培養來說,更應該強調學行統一,只有這樣才能學到作為“為己之學”“成德之教”的中國哲學精髓。

      方克立與南開學生們苦樂與共地長期相處,形成了一種亦師亦友的師生關系模式。他從不以師長自居,而是真誠地希望學生“青出于藍而勝于藍”。據學生回憶,那時沒有電話,方克立有事就親自跑到宿舍去通知他們,或談各種問題,平時也十分關心他們的生活。

      1984年,方克立被評為天津市勞動模范,得到一張自行車票的獎勵,他卻把這張票送給自己的研究生。幾十年過去了,方克立依然關心著每個學生的成長和事業上的發展,無論是找工作、評職稱、申報課題、發表論文、著作寫序或生活上的困難,方克立都盡可能地給予幫助,甚至對他們的子女和學生都關愛有加,所以許多學生對方克立都懷著一種亦師亦父的真摯感情。方克立的學生大多成為了高校的哲學專業教師,其中不乏許多海內外知名的學者,也有的在行政崗位上擔任要職。

      “學而優則仕”這一根深蒂固的思想,向來左右著歷代文人成長通道和人生軌跡,但方克立只喜歡“埋頭故紙堆中”,無意于“加官進爵”。然而命運卻和他開了一個玩笑,1994年他接任了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院長。當時的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各項工作正處在低谷。方克立一上任,經費困難問題就給了他一個下馬威:學校只有8臺計算機,連辦公用的復印紙都買不起。連續三年國家撥經費不足300萬元,扣除教師工資和公務費后已所剩無幾,離退休老干部長期報銷不了醫藥費。社科院的研究生一項獎學金都沒有,有的學生吃飯都相當困難。

      為使研究生院在經濟上翻身,方克立向主管部門申請,向海內外各方賢達求助,抓院內辦學實體和服務部門創收,使研究生院的面貌大為改觀:把研究生院從90年代初的低谷中帶出來,現在已發展到900名在校研究生的規模,達到歷史最高水平。

      與方克立交往過的人,總會有這樣的感受:輕輕而親切的話語,不疾不徐的語速,總是微笑與人交談,透逸出一種長者的慈祥,然而仔細回味,卻是一位哲學家的仁慈,示范演繹的是一種對待世界的態度。

      做中國傳統學問,不僅要治學,更要做人。中國哲學是“為己之學”,而不僅僅是“口耳之學”。方克立的一生正是體現這一點。

      哲人其萎,何其令人感傷。但方克立去世時,疫情未平,門下學生以挽詞承寄哀思:

      知鑒中西開體用

      行安家國告心魂


      (正文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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